中国宏观经济现状分析

自2008年一季度以来，经济增长速度连续15个月下滑，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很少见的，从整个情况看，今年经济增长将恢复到9%，甚至会更高一点，我觉得有可能接近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速度--9.8%左右。但现在中国宏观经济仍存在问题，最大的问题恐怕是结构问题。从影响经济增长的突出的结构矛盾来说，大概有五大矛盾。

一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内需和外需结构性失衡，外需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影响程度太大。这些年的经验表明中国出口需求每增长10%大约可拉动中国GDP增长1个百分点。90年代以来，基本的经验是中国经济增长只要超过10%的年份，当年出口需求增长一般就在20%以上。2007年之前中国每一年的出口增长都在20%多，甚至达到30%左右，也就是出口需求每一年拉动中国经济增长2到3个百分点，2003到2007平均每一年的增长率为10.6%，这10.6个百分点里有2到3个点是出口拉动的。2009年以来出口增长是负的17%，2009年1到9月份出口增长更惨，是负的20%多，四季度好一点，全年下来是负的17%。负的17%就说明出口对增长的贡献是负的1.7个百分点，也就是由于金融危机影响出口需求的变化，使得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度从危机前的正的2到3个点，到危机后的负的1.7个百分点，这个影响是4个百分点以上，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影响程度太大。因此，要开拓国内需求，使整个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提高，恢复它的基本内向型的经济的本来面目，改变这种过于依赖外需的结构性失衡。

    二是经济增长中过于依赖投资需求的结构矛盾。如果不考虑出口，当代世界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10个百分点中，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概有2到3个百分点，消费需求的贡献有7到8个百分点。

    我们国家这些年刚好相反，如果经济增长10个百分点，就有7到8个点是投资需求拉动的，2到3个百分点是消费需求拉动的，和世界一般趋势比较，中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其中的原因很多，比如投资效率低，一元钱的资金办不了一元钱的事，所以只能追加投资，还有就是中国现在是工业化加速，城市化加速，客观要求投资大等等一系列主观的、客观的、制度的、政策的、发展的背景因素。但一个基本事实是整个经济的内需结构过于投资化，整个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需求，这样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了比较严重的困难和扭曲。

    三是国民收入分配存在着严重的结构失衡，并且这种失衡严重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影响中国的持续发展。我们知道中国国民收入分配宏观和微观上都有一些结构性的矛盾，就宏观而言，国民收入是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进行分配。政府就是财政收入，企业的收入表现就是GDP的增长，居民就是居民收入。最近几年，从中央到地方历届政府报告里面，财政收入、GDP和居民收入这三个数的历年增长速度，增长最快的是财政收入，它比GDP差不多高出一倍，其次是GDP，最慢的是居民收入，居民收入差不多比GDP低30%，而在居民收入里最慢的是农民的收入。

    1998年统计显示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大概是68%左右，到2008年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是59%左右，十年间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这是从投入产出表数据上反映出来的。从宏观经济增长的生产函数的资本所得和劳动所得各自占的份额上看，发现经济增长当中资本所得在增加，劳动所得的报酬比重在下降，十年间刚好下降了10个点，这两个工作方法不一样，但结论差不多。

    那么这样就导致一个问题，政府、企业和居民中，主要用于消费的是居民，而居民收入如果增长迟缓，国民经济结构中的消费需求就受到了很大的压抑。所以在中国主要是消费需求不足，不是投资需求不足。去年春季世行的一份报告反映，美国和中国都在扩大内需，但美国应当主要扩大投资需求，中国应当主要扩大消费需求。但是两个国家目前刚好相反，美国在刺激消费，而中国在刺激投资，这样会加剧结构矛盾。

    国内的经验表明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长超过30%，如果再追加固定资产投资，那么固定资产投资需求每增加1%，带来的消费需求增长就是负增长。所以从收入分配角度看，居民收入占的比重小，这是导致消费需求增长疲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原因。除此以外，高收入和低收入之间的差距扩大了，我们用基尼系数反映，大家争论特别大，因为数据来源、计算方法、统计范围不一样。但是从最近公布的投入产出表看，低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的差距，原来高低之间是3倍，现在是9倍，差距扩大了3倍，说明收入差距确实是在扩大，由此达成共识。扩大就意味着国民收入更多地向高收入阶层倾斜。而高收入基层大家知道，他们消费倾向是低的，大部分的钱可能用于投资，用于储蓄，用于买保值品，而不是用于消费，这就使得消费进一步出问题，这是中国国民经济收入分配结构方面的矛盾，导致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因此我们说，国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不仅影响公平，影响收入分配的公平目标的实现，同时影响效率，影响经济增长，这就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方面的结构矛盾。

四是代表社会发展的城市化落后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中国的现代化水平。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从工业化水平来说，大体上已经到了工业化中后期，按照当前国际工业化的标准看，中国的三大直辖市就是京津沪，基本实现了工业化，中国东部沿海地带，基本到了工业化的后期，中国的中部和西部一些资源以及基础条件比较好的地方，现在到了工业化的中期，另外还有一些边远落后地区，现在还是处在工业化的前期，但全国平均水平来看，我们已经到了工业化的中后期，也是加速时期。但是在整个经济发展上，我们现在是一个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到去年我们完成了GDP的总量是三十三万五千多亿人民币，按照世界银行的三年的平均汇率折算方法，折成美元大约是4.3万亿，4.3万亿占世界GDP的比重接近7%，在世界排在第三位。世界第一的美国是14万亿美元，占全球的比重大概24%左右，我们大概相当于美国的27.7%。那么，与日本相比，就看两个数据，一个是经济增长速度的差距，一个是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如果人民币升值快一点，今年我们可能就会超过日本，超过日本恐怕也就是最近一两年的事。从总量来说，我们人均的GDP去年大概是3200多美元，今年如果经济增长9%，人口增长率不超过千分之五，新增就业岗位达到900多万个这样的目标，通货膨胀率控制在3%以下，这几个宏观目标锁定的话，今年中国人均GDP的水平应该达到3500美元以上。去年全球几十亿人口的人均GDP是8600多美元，我们即使今年达到3500美元，也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但是我们大体上达到了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去年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平均水平是3400多美元，这就是我们讲的我们经济发展的水平。

    但是我们的城市发展水平，是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的。现在的城市化率充其量是40%多一点，这里面还包含了一亿四千万进城民工，实际上他们的生活方式、社会保障、发展的机会远远没有市民化，没有市民待遇，这个水平不要说和发达国家比，就是和发展中国家比，也低于当代发展中国家中等收入的平均水平。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经济发展达到了当代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而我们的社会发展，至少城市化率，实际上明显地落后于这个水平。城市化率低，就会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城乡差距的扩大，2007年的统计数据，一个农民一年的纯收入相当于一个市民一年可支配收入的30%，也就是在购买力上，3.3个农民才相当于一个市民，而中国50%的人口是作为农村人口生活在农村，他们的收入长期增长迟缓，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长时期主要依靠40%左右的市民，对经济增长难以给予有效的支撑，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发展问题。所以，现在我们有扩大农村需求，启动农村市场，送家电下乡等等一系列的举措。世界范围内已经关注到中国这个二元结构的问题，美国、西班牙一些国家，一些媒体、杂志，已经开始研究和报道这方面的内容，说中国有几亿人口是农村人口，如果中国这几亿农村人口的消费达到中国经济发展水平，那么，由此增大的市场购买力和消费需求，不仅把中国的过剩产品全部买光，还能把全球这次经济危机形成的过剩问题根本解决。所以，中国农民的责任现在突然变得非常大。中国城乡二元差距已经到了需要根本扭转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仍不痛下决心从根本上扭转的话，对一个拥有13多亿人口的中国来讲，在这么严重城乡失衡二元结构的条件下，要想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是不可能的事情。

    五是产业结构升级问题，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进程落后于工业化的水平。工业制造业现在基本到了中后期，按照中共十七大报告要求，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当代国际标准的工业化，是与市场化、城市化、信息化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我国的整个产业结构，特别是服务业却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影响现代化的进程。2005年服务业的产业占比为40.8%，当时提出每年提高0.6个百分点，那么到2010年十一五规划完成的时候，就应当达到43.8%，但到2008年服务业的产业占比与2005年相比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2005年是40.8%，2008年是40.1%， 2009年有点恢复，但是离目标差得非常大，要实现十一五规划结构目标，五年的任务基本上压在2010年了，从现在的情况看是不太现实的。而服务业滞后带来很多问题，它的滞后本来就说明城市化水平低，城市化水平低就导致服务业发展没有应有的空间，因为现代服务业很多是制度服务，金融、保险、商业、销售、信息、咨询等等这一系列行业组成，都是和市场机制运行相关联的，市场机制落后，现代服务业很多制度性的服务部门就没有产生的必要，没有产生的可能。再有一个现代服务业落后，就业问题会突出，因为现代制造业到了工业化中后期，吸纳就业的能力是在下降的。

工业化中后期工业制造业是从劳动制造密集型朝着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转移的，朱之鑫副主任研究报告（2003）认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新带来的就业岗位是240多万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GDP增加一个百分点，新带来的就业岗位是170多万个，到了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新带来的就业岗位是90多万个。以10年作为一个间隔，同样的百分比的增长速度，百分之一带来的就业岗位从240万到170万再到90万。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只要增长8%，失业率就不会增高，所以1998年力争保八，但是1998年没有保住，公布出来的是7.8%，当时为什么说保八，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我们每年新增劳动力大概是1300多万。如果是八个百分点，按照九十年代那样一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带来的是170多万个就业岗位计算，八个百分点带来的刚好是1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所以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果增长达不到8%，新增1300多万劳动力就不存在被吸收的可能，失业率肯定上升。

那么现代就不一样了，现在一个百分点增长只带来九十多万个岗位增长，所以这样解决就业问题就要求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要更高了。但不可能光以速度解决中国的就业，那就要靠结构，很重要的就是靠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发展，因为工业制造业到一定阶段吸纳劳动力的弹性是下降的，而农业是大量的向外排斥剩余劳动力的，只有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没有这种结构调整，中国的就业问题不太可能有出路。所以这个现代服务业的落后本身就说明城市化水平落后，市场化水平落后，产业结构高度调整慢，由此带来一系列总量增长和结构失衡方面的深刻的矛盾。